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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克勞迪婭·戈爾丁 編輯 | 彭韌  

2023年10月15日 17:55  

本文7301字,約10分鐘

毋庸置疑,女性比男性更易感知新冠疫情和經濟衰退造成的沖擊

編者按: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藙诘蠇I·戈爾丁也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在她的著作《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在書中直面性別平等的根源,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本文選摘自本書的后記。 

任何時代都充滿不確定性,新冠疫情時期更是以極端的方式展示了這一特點。在新冠大流行開始之際,美國失業率急劇上升,而今已經大幅下降。不過,很多工作和小企業仍然處境艱難。在本書寫作時,美國的公立學校尚未完全開放,日托中心時開時關。安全有效的疫苗終于有望廣泛提供,但還并非人人均已接種。正常的生活似乎指日可待,但是這個“可待”時間卻總在變化。

新冠疫情是一場災難。它奪去生命、奪走工作,并將影響未來數代人。它暴露了種族、階層和性別在誰被感染、誰死亡、誰必須到一線工作、誰可以學習、誰負責照顧孩子和病人等方面的不平等。它把國民分成了富人和窮人。這儼然是一面令人驚慌的放大鏡,放大了父母的負擔,揭示了工作與家庭照護之間的權衡,也加劇了本書記載的五個群體在旅途中遭遇的大部分問題。

新冠大流行對女性產生了巨大影響。女性往往是工作和家庭的重要勞動者。她們當中,有牙牙學語寶寶的新晉媽媽,有百無聊賴接受在線教育的青少年的年長媽媽,有目前依靠食品供應站生活的貧窮單身母親,有爭取升職機會的高學歷女性,還有病毒感染風險較高的有色人種女性,在國家經濟一落千丈之前,她們早已察覺到自己被邊緣化。

我們正歷經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在一線辛勞的工作人員堪比戰時的士兵。但是,以前從不要求一線工人把危險帶回家里;我們從不需要關停經濟以促其重新運轉;經濟衰退對女性的影響從未超過男性;護理部門從未如此鮮明地與經濟領域緊密連在一起。今天,女性幾乎占據勞動力的半壁江山。我們必須確保她們不會因為照護問題而犧牲工作,也不會因為工作而犧牲照顧家庭的時間。

本書關注女性大學畢業生對事業和家庭的追求;以她們作為樣本,是因為在過去的120 年間,她們最有可能實現這個雙重目標。她們曾經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一個世紀前占年輕女性的比例不足3%。如今,女性大學畢業生幾乎占美國20 多歲女性總數的45%。

大學畢業生群體的焦慮和不滿日益突顯。充斥報紙、新聞推送的關于第五組年輕成員未來的預言聳人聽聞:“新冠大流行將‘使我們的女性在職場倒退10 年’”,“新冠大流行或將傷害一代職業母親”,“新冠病毒如何導致女性勞動力發展退步”。新冠疫情時期,需要照顧孩子和其他人的人們都在奮力投入更多時間,發表學術論文,撰寫各類簡報,在Zoom 視頻會議上應對要求苛刻的客戶。

根據上述預測,眼下,那些原本有望在事業和家庭上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人可謂突然失去支援。就像美食博主黛布·佩雷爾曼(Deb Perelman)說的:“讓我把大家默認的大聲說出來:在新冠疫情的經濟形勢下,你只能要么帶娃,要么工作。”

毋庸置疑,女性比男性更易感知新冠疫情和經濟衰退造成的沖擊,這就是出現“女性衰退”(she-cession,又譯“她衰退”)一說的原因。但是,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相比,女性大學畢業生維持就業的能力更強,或者至少表面上是這樣。教育使她們有能力居家工作,而這保護了她們的健康和就業。

與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秋冬季有學齡前孩子(5 歲以下)的25~34 歲女性大學畢業生媽媽的勞動參與率僅下降1.2 個百分點(基數為75%)。但是,有小學和中學年齡孩子(5~13 歲)的35~44歲母親的這一比率下降了4.9個百分點(基數為86%),降幅頗大。而非大學生群體無論有無子女,因為受雇于最脆弱的行業,勞動參與率更是大幅下滑。

上述畫面貌似并不符合頭條新聞渲染的“世界末日”般的場景,但數據確實顯示,裂縫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擴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也許很困難,缺失工作經驗還將影響日后的收入。即便對于保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也會問:在選擇獲得合伙人身份、終身職位和首次晉升方面,母親是否處于不利地位。在學術界,過去一年里母親們發表的論文比沒有學齡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少。此外,數據沒有披露眾人的沮喪和挫敗,對許多人來說WFH(居家辦公)意味著“在地獄工作”(“Working From Hell”)。

不滿情緒

我們探討了一個世紀前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抱負,她們面臨著要家庭還是要事業的選擇,她們面臨著諸多禁制,哪怕身處繁榮時代。幾十年間,障礙不斷消除。我們迎來了20 世紀70 年代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她們日益渴望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但她們明白,必須遵守這一順序才能實現這兩個目標。最后我們研究了20 世紀90 年代的女性,她們在教育上得到進一步提升,職業機會也有所增加,能夠更率真地舒展抱負。她們公開表示想收獲事業和家庭的成功,更是希望同時達成二者,不需要依循特定的順序。過去數十年里,她們已經在這兩個領域取得了更大的進步。

但是,早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國的近十年前,在#MeToo 運動分水嶺出現的幾年前,女性已經開始廣泛表達不滿情緒。從新聞媒體上搜到的“性歧視”(sex discrimination)、“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等短語表明,人們對工資不平等的不滿和對性騷擾的反抗日漸加劇。

2010 年之后,幾起備受矚目的事件登上新聞頭條,譬如鮑康如起訴雇主凱鵬華盈性別歧視,男女職業足球隊員之間的薪資差距,等等。好萊塢、華爾街、硅谷赤裸裸的性別工資差距案例也被曝光。隨著2016 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總統競選期間出現諸多問題,尤其是《走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中傳出的猥褻言論以及這些言論對選舉結果明顯缺乏影響力,女性的不滿情緒有增無減。這些事件的報道引發了20 世紀性別不滿的第二個巔峰時刻(套用新聞報道的表述)。而第一個高峰還是在20 世紀70 年代上半期。

60 年前的20 世紀60 年代,《紐約時報》幾乎絕口不提“性歧視”;幾十年后,“性別歧視”一詞才漸為人知。大約在1971 年,關于“性歧視”的文章開始暴增,到了1975 年,包含該詞的文章觸及一個高點。接著,這個詞的使用斷續減少,并在35 年后的2010 年左右降至1975 年水平五分之一的最低點。

但是,就像20 世紀70 年代初不滿情緒突然翻騰一樣,它在21世紀第二個10 年再次噴涌,一直攀至歷史最高水平。#MeToo 運動和Time’s Up 運動推波助瀾,卻也止于2017 年底。甚而早在#MeToo運動成為女性反抗和抵制屈辱境遇的標志之前,不滿情緒已經日益激昂。

20 世紀70 年代初不滿情緒高漲的原因不難理解。當時性別工資差距實在巨大。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59%,并且該比率長時間滯留在這一糟糕水平。女性始終被排除在各種社團、餐館、酒吧之外,甚至才剛剛獲準入讀國家級的精英院校。歷經了從民權到反戰的抗議運動時代,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終于保障女性在教育和體育方面的平等權利。這些時光令人振奮,解放女性和意識覺醒團體遍地開花。女性總算有了發言權,她們用它大聲抒發不滿。

然而為什么在21 世紀第二個10 年,正當女性在就業、收入和教育領域斬獲輝煌成果時,新聞文章里又流露出類似程度的不滿和沮喪?

因為人們的期望提高了,愿望也改變了。女性,尤其是女性大學畢業生,預斷自己能夠擁抱事業和家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堅稱她們在勞動力市場應該得到公平對待。大學畢業生則渴望獲取和男性配偶同等的成就。大家開始憧憬不僅要實現工作場所的兩性平等,還要實現家庭的夫妻公平。

正如我們所見,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有工人的性別收入差距大幅縮小,但從90 年代起,大學畢業生群體的收入差距開始停滯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劇意味著頂層人群正在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攫取利益,而在這個稀有群體中,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奇高。貪婪的工作變得越加貪婪,承擔照護責任的女性不得不掙扎著跟上。

照護

以上一切,早在“前新冠時代”已經出現。2020 年3 月,非常緊急和突然地,家長們被告知學齡孩子要待在家中。托兒所全部關閉。我的哈佛本科生都去度春假了,之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返回學校。員工被要求居家辦公,除非國土安全部認為其“不可或缺”。至此,整個美國進入“新冠時期”。

緊隨新冠疫情而來的經濟災難對女性的影響大于男性,而經濟衰退本來不致如此。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務行業,一直免受離岸外包、中國貿易沖擊和自動化的影響??扇缃?,酒店業、旅游業、個人服務業、餐飲業、零售業的服務崗位遭到沉重打擊。在一個保持社交距離的世界,面對面服務行不通了,何況室內工作比室外工作更不利于健康。建筑業倒是出現了反彈;大多數制造業也表現良好。最受影響的女性群體是單身母親和大學學歷以下的女性。而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也在飆升,同時勞動參與率日趨下降。

和前新冠時代一樣,大學畢業生父母比其他人過得輕松,畢竟他們更有能力居家工作。根據基于職業特征的估算,新冠疫情之前,62% 左右的大學畢業職業女性(25~64 歲)可以居家工作。2020年5月當前人口調查數據顯示,約60%的女性做過遠程工作,與男性同行的比例大致相同。在接受了一些大學教育的女性中,42% 的人能夠居家辦公,而沒上過大學的女性的這一比例只有34%。2020 年5 月,聲稱從事遠程工作的非大學畢業女性的實際比例僅為23%。

鑒于大學畢業生群體的職業,他們已經做好封鎖的準備。沒有大學學歷的人注定是重要一線工人的大多數,要么被休假,要么被解雇。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在勞動力中始終最低。2020 年4月,即疫情暴發后經濟最低迷的月份,全美失業率觸及兩位數峰值,35~44 歲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為7%,另有5% 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非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失業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多,達到17%,另有10% 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

新冠疫情期間,居家工作的能力變得非常重要。然而,居家工作仍意味著員工被假定可以在非正常時間工作,可以在客戶或經理希望完成工作時工作。但居家工作可能會不斷受到干擾。

對于大多數有學齡前和學齡子女的家長,在新冠疫情期間,家庭對時間的需求是巨大的。每個人在家里都要更加努力。對有孩子的人來說,疫情期間家成了日托中心和學校。而如果配偶或孩子生病了,家就是診所和醫院。個人在有償工作上不間斷工作的時間已經急劇減少。

在本書寫作時,美國正處于我所說的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混合期,因為從許多方面看它屬于“后新冠時代”,但其實它仍停留在“新冠時期”。一些公司、辦事處和機構已經營業,一些學校和日托機構也已開放。然而很多學校只是部分開學,有些學校仍然完全遠程授課。對于有孩子的夫婦,學校部分開放或遠程上課意味著孩子要待在家里,運氣好的話,會有一位家長居家相陪,督促學習。如果歷史抑或我們剛剛經歷的旅程具有參考意義,那么這位家長很可能就是女性。

新冠疫情時期,照顧孩子的時間究竟增加了多少,帶薪工作的時間又減少了多少,這在具有全美代表性的大型樣本中尚不得知。有關時間使用情況的常規研究譬如“美國人時間使用調查”,已于2020 年3 月暫停,直到5 月才重新啟動。這些數據在一段時間內將無法公布。

根據“美國人時間使用調查”,我為至少有一個18歲以下孩子的在職大學畢業生“樣本家庭”創建了“前新冠時代”(疫情流行前年份)的評估。封鎖前,樣本家庭的母親平均承擔61%的育兒工作(她們還包攬了近70%的食物準備、清潔、清洗等家務)。至于沒有工作的同類型母親,這一比例為74%。

疫情封鎖期間,孩子暫停上學,學齡前兒童的托兒服務有限,很多看護人員被迫休假,父母總的投入時間大大增加。家長接替了老師的位置,監督孩子的上學時間,輔導他們做作業;老師則忽然成了遙遠的屏幕影像。

疫情封鎖對樣本家庭母親的直接影響是,她們與孩子相處的總時間翻了一番。但實際上,雙親家庭中母親照料孩子的比例有所下降,因為父親也待在家里,他們照顧孩子的時間比封鎖前增加了很多。2020 年4 月的調查表明,母親照看孩子的時間增加了1.54 倍,父親照看孩子的時間增加了1.9 倍。此外,每位至少有一個小學或初中年齡孩子的家長,每周額外分配大約4 個小時督促孩子的遠程學習。最小孩子在上高中的家長,每人多增加約2 個小時。

毫無疑問,在封鎖前,照顧嬰兒需要的時間最多。封鎖之前,有嬰兒的夫婦每周花42 小時照顧寶寶;其中母親的照顧占66%。封鎖期間,每周的總時間激增至70 小時。但是,媽媽照護新生兒的時間雖然從28 小時增至43 小時,所占的比例卻降到了61%。

對于最小孩子上小學或中學的家長,母親每周花在照顧孩子及其遠程教育上的時間大約從9 小時增至17 小時。不過,和前述情況一樣,封鎖期間父母雙方的照護時間均大幅增加,而母親承擔的育兒和遠程教育占總時間的比例從近60% 降至略高于50%。封鎖似乎有利于夫妻公平,因為女性占育兒和遠程教育總時間的比例下降了,男性的相應比例上升了。也許當一切結束后,男人們會希望多花時間陪伴孩子,并愿意為家庭貢獻更多的時間。但真實情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確切知道的是,盡管雙親家庭中母親占據的照護時間份額有所下降,但育兒和家務勞動的總負擔依然沉重。對于父親,這幾乎同樣不堪重負??捎捎谂猿袚烁嗟娜粘<覄?,如做飯、洗衣等,她們從事有償工作的時間被大大壓縮。據英國一項調查估計,2020 年4 月,在職母親在一半的帶薪工作時間內受到打擾。

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時期,當部分學校、眾多托兒所和某些公司重新開放后,情況有變化嗎?由于某些兒童托管服務和學校教育已經開放,兒童保育總需求應該介于新冠時期的最高峰和前新冠時代的較低水平之間。

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女性的總育兒負擔大致保持不變,而她們占總負擔的比例增加了。原因是,美國所有學校和托兒所的開放比工作場所會更審慎;結果,一些員工得以恢復以往全部或部分工作時間??墒?,總得有人在家照顧孩子。女性從更多托兒服務和學校開放中獲得的好處,被配偶時而重返工作崗位抵消了。

這種好處既不均衡,也不穩定。面向學齡前兒童的日托機構已經基本重啟,許多家庭也重新雇用了被迫休假的兒童保育員。但即使進入2021 年3 月的學年后期,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許多最大的學區仍未完全開放,盡管每個學區都有“很快”全面放開的打算。一些學校開放后又突然關閉,成千上萬的孩子被遣送回家。心力交瘁的家庭最終在家長或有償家教的帶領下,組建了或真實或虛擬的“學習艙”(learning pods)。

隨著公司、辦公室和各類機構重新開放,工人們可以像從前那樣離家上班(只是比以前略微謹慎)。但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學校依然部分遠程上課,那么一位家長仍需要部分時間在家,也即至少還得留一人居家待命。

每位家長都可能因為某些原因想回到辦公室。去辦公室工作的人可以了解更多情況,接觸更賺錢的客戶,參與更有趣的項目;還可以和同事面對面交流,更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擾,遠離孩子學習乘法表的喧鬧。

夫妻雙方可以繼續在家上班,就像伊莎貝爾和盧卡斯,各自進入高度靈活的崗位。但果真如此,他們也會跟伊莎貝爾和盧卡斯一樣放棄某些收入。假如家長中一方居家工作,一方回到辦公室,他們的收入或許不會立即發生變化。但那些最終回歸辦公室的家長,哪怕只是部分時間回去,也將有所獲益。雖然大家的猜測很多,但我們尚不清楚這場破壞性的強制實驗會帶來什么結果。

再一次,正如我們從歷史中了解的,那個將恢復新版“舊常態”、在辦公室工作(即便只是小部分時間)的家長,很可能是男性。但這還是未知數。我們從當前人口調查揭示的特殊問題中得知,截至2020 年9 月,大約60% 的大學畢業生至少已經部分時間返回工作崗位。我們還知道返回崗位的男性多于女性。不過證據仍然微弱??傆幸痪€希望,我們的性別規范會被強制性居家工作的嘗試打破,不去辦公室上班的懲罰將會減少。

在一些領域,員工重返辦公室的壓力頗大。高盛集團的大衛·所羅門鼓勵交易員返回總部。塞爾吉奧·埃爾莫蒂(Sergio Ermotti)擔任瑞銀集團CEO 時曾表示:“如果員工待在家里,銀行將尤其難以凝心聚力,創造并維系企業文化。”一家大型房地產公司的CEO 更以一種略嫌功利的語調指出:“不去工作場所工作的人可能會錯失良機。”

盡管隨著經濟緩慢、猶豫和不完全地開放,樣本家庭照顧孩子的總時間有所減少,但是女性承受的負擔很可能未曾改變。因此,在新冠時期和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時代,樣本家庭的女性花在照顧孩子及其遠程教育上的總時間大約是前新冠時代的1.7 倍。由于總的工作時間增加,而幫忙的伴侶有部分時間回歸辦公室,大學畢業的在職女性承擔的總保育時間的比例從前新冠時代的60%左右升至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時代的約73%。

兒童保育分工的不平等并非昨日才凸現,勞動力市場也并非猝然經歷“非升即走”的激烈競爭。確切地說,是新冠疫情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比起丈夫(或伴侶)和孩子的父親,母親們已經或可能將在工作和事業上遭遇更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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